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：知青。他们满怀热情，自愿从城市来到农村，磨练自己的意志，建设美丽的祖国。

但是，知青之路又是坎坷的，当他们结束知青岁月的时候，有些人学历低下，有些人年龄偏大，最可怕的是，他们的工龄要重新计算！

在这时，有一个女知青站了出来，她冒着坐牢的风险，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关于知青的书信，这篇书信被称为"知青福音书"，洋洋洒洒数千字，包含了对知青的打抱不平，以及将农龄转化为工龄的建议。

这封信惊动了中央，引起了高度的重视，自此改变了全中国8000万知青的命运。这个女知青的名字叫做萧芸，是一个不该被历史忘记的女人。

（一）

20世纪中期，萧芸在湖南出生。她的家世不俗，父亲是湖南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，后来在一所学校之中担任校长，母亲也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可惜的是，在那个动荡时期，她的父亲由于某种不可说的原因，遭到了外界的打压，她的家道也因此中落。

在这样的情势下，萧芸长大了，她并没有受到政治上的任何冲击，依然保持着心中的一贯热情。为了响应国家当时建设农村的政策，萧芸主动向上级请示，自己想要去农村历练。不久之后她就和89位同胞一道来到了偏远的茶场，开始了知青生涯。

但没过多久，茶场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，这帮知识青年几经辗转，最后分散到了各个不同的地方，萧芸主动前往最艰苦的山区，用她自己的话来讲，这就是锻炼意志最好的方法。

于是萧芸就在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扎下了根。在这里，她也收获到了自己的爱情。

都说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，萧芸在下乡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叫做李开彦的年轻人，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。虽然李开彦比萧芸大了一点，但是李开彦一直都很听萧芸的建议。

李开彦是当地大队书记的弟弟，也是一个高材生，而且还是少见的飞行院校毕业，恰好赶上了上山下乡，因此被分配回家进了工厂，当时李开彦的家人正在为他物色适合的媳妇，聪慧、漂亮、是城里人的萧芸入了他们的法眼。

二人打开天窗说亮话之后，都对彼此非常满意，于是很快就决定喜结连理，在公社领了结婚证，正式登记结婚。

一年后，二人迎来了爱情的结晶，大女儿出世了。同年还遇上了知青回城的大事，回到城里这一愿望在萧芸的心中燃了起来。

（二）

时间又过了两年，萧芸已经是城里中学的一名人民教师了，有一天萧芸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，是自己老家的公安局寄来的，里面是关于女儿转户口的事情。里面有一张表格，代表着同意将萧芸和女儿重新转回城市户口。

不要以为转回城市户口很值得开心，在那个时候知青的农龄不算作工龄，因此转回城市，意味着你要放弃在乡下十多年的坚守，一旦回去你的十年就成为了空白。

这对于很多知青来说是致命的，因为他们将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农村，没有上大学，也没有在城市工作，工龄却还要重新计算，相当的不公平。

可是如果不回城里，那么自己以后的世世代代可都是农村人了，许多知青都挣扎在其中难以自拔，于是他们纷纷去找萧芸寻求帮助，恳请她能够给上级写一封信，要求改变这种不公平的政策。

萧芸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想到自己为农村做出的贡献即将一笔勾销，自己的工友又如此期盼自己，她答应了下来。其他知青纷纷表示，如果你因为写信出了事，那么你的家里我们一起帮你负责到底。

1982年，大胆的萧芸真的写下了一封信，修修改改多次总算是完成了，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希望将农龄转化为工龄，不要抹杀知识青年下乡为国家做的功绩，并且勇敢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（三）

这一封寄托了万千知青命运和期望的书信，被萧芸寄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手中，他看过后不敢怠慢，立即交给了出版社的领导，领导盖章后火速传达到了湖南省的办公厅当中，随后就跟着飞机送往了京城。可见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。

也算是萧芸运气好，她写的这封信非常有幸的成为了"六年两千件"中的其中一件，意味着它成为了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萧芸被校长约见，校长开门见山地问她是不是写过一封信？萧芸说是的，校长又问写了什么？萧芸说将转化为工龄。

校长这时终于露出微笑，他告诉萧芸，你的信中央领导已经看过了，并且正在寻找解决的方案。听到这里，萧芸如释重负。

1988年6月，中央发了一份文书，明确规定知青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。全国8000万知青的待遇以及命运，从此被改写。

萧芸的功绩是巨大的，她没有让全国8000万知识青年的青春付之东流，她的冒险换来了所有年轻人的公正对待，这是值得我们敬重的。不过，这和国家对于知识青年的重视也是密不可分的，只有国家的支持，才可以将农龄转化为工龄贯彻得如此彻底。

附：信件内容

各位领导：

我们都是六四――六八年下乡，七八――七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，奔赴广阔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，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境记忆犹新。在农村，我们日复日、年复年，泥水里滚，汗水里泡，一干就是十多年（最长农龄达十五年），在党的政策召唤下，我们流着眼泪回到“娘家”。

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，“上山下乡”成了过去，并即将被遗忘。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，因为，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。我们并不是牺牲者，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，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，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“蹉跎岁月”。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，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，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，自食其力（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，争穿用），深居茅棚（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），荷锄肩担（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），粮棉田里，我们曾洒下了多少汗水，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，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。若不如此，国家又会是何模样？这些看不见的、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，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：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，家属、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、临时期都算工龄，而作为有组织，有号召，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――下乡知识青年的“农龄”却被一笔勾销了，这点，我们不能理解，也不能忍受。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（应当这么说！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），遗憾的是，有的人总是把知识青年回城看成一种“恩准”（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“活该”），因而知青的“苦衷”无人过问。弹指间，皱纹、白发都爬上了我们的眼角、头上，堂前父母老，膝下儿女大，说来惭愧，我们的工资数（元）比年龄数（岁）还要少。若遇不测，还要欠债度日，甚至一如过去，老着脸皮伸手向亲友要钱。如今提倡向前看，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，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，现在大家多在传说：八五年以后，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，我们这些“无学历、少工龄、缺乏技术特长”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？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（也是成千上万人的）？

可以毫无愧色地说，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是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。中国有句俗话：“老天不欺负老实人”，我们希望，国家在调整低工资，制定工资改革政策的时候，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，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，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，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，不至于永居“第三世界”，更重要的是，要使“下乡吃大亏论”无立足之地。我们真诚地希望，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祖国领导者传送的福音。

此致

崇高的敬意

湖南省部分老知青

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